百进配资不敢投不愿投？未来产业呼唤投入与风险分担协同

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准确把握未来产业的本质特征，既是设计政策逻辑起点，也是产业布局的关键依据。

前瞻性特征要求跳出短期思维，主动对接全球科技前沿，提前研判技术产业演进方向；战略性特征决定了未来产业关乎国家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兼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国家安全；颠覆性意味着未来产业是对现有技术路径的革命性替代，而非简单的边际改进，这就要求政策导向上不能以短期财务回报作为单一衡量标准；不确定性则警示，未来产业培育不可能一帆风顺，技术路线迭代、市场需求波动、配套体系不完善等风险客观存在，政策机制必须最大程度地熨平风险、营造乐观的产业前景预期。

未来产业对资本投入的特定诉求

未来产业发展通常要经历“技术孵化—成果转化—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每一阶段都具有不同的资金需求特征。

不同于传统产业主要基于应用型技术的渐进迭代路径，未来产业通常缘于基础科学层面的重大突破，也就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因此，技术孵化期（产品化到工程化）往往对基础研究经费的稳定增长保持着非常强烈的依赖，只是这一阶段又是新技术成熟度最低、不确定性最高、离产业化最远的时期，商业化投资风险高。而且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与正外部性，即科学原理、算法公式等基础研究成果一旦公开，就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任何企业都可以低成本地获取并加以利用；加之基础研究的社会收益通常大于私人收益，关键技术的突破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研发企业既无法独享收益，还要承担全部研发成本与失败风险，由此导致社会性资本投入不足。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通常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进入成果转化期（工程化到商业化），新技术虽已在产品形态方面初现端倪，但功能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不高、性能与竞争产品存在差距，许多技术因缺乏验证资金而夭折。不仅如此，由于前期的大规模投入，企业陷入亏损状态，在市场资本风险偏好降低甚至中途离场的情景下，极有可能出现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然而，研发试错、中试验证以及产线建设等环节又等待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由此不仅需要天使投资、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基金的针对性支持，更需要政府资本的进一步介入，以加强耐心资本和多元化的资本供给体系。

在产业化初期（商业化到大规模产业化），主导技术路线逐渐清晰，但更多的是“技术找场景”，而非“需求拉动技术”。由于产品性能尚未完全成熟、成本高昂以及缺乏配套的基础设施，市场需求培育相当艰难，营销与推广以及产能建设资本巨大。此外，未来产业的社会价值（如环保、安全、战略自主性等）无法完全在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导致市场需求信号失真。如果完全依赖市场的自发演化，新技术与新产品的扩散速度将十分缓慢，甚至被旧的、短期更具成本优势的技术力量挤出，最终跌进所谓的“达尔文海”。此时，不仅需要政府通过需求侧改革“创造市场”，更需要引导社会化创投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进入，通过新资金矩阵加速新技术跨越“达尔文海”。

综上，未来产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资本需求与投资模式存在着明显的资源与期限错配。一方面，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资产结构轻、不确定性高，对习惯于依据财务数据和固定资产抵押的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传统信贷资金受制于风险控制要求难以向无抵押、高风险的科技初创企业提供充分的信贷支持，市场化风险投资基金也难以忍受动辄10年以上的未来产业从产品化到产业化的长跑；另一方面，任何私人资本都与生俱来地携带追求最大化利润目标以及“搭便车”的基因，很难率先或持续地在未来产业领域布局。对于未来产业而言，如何加强对资本的吸引力乃至深度粘连，是一个需要破局的重大课题。

投入增长机制与风险分担机制紧密策应

顶层设计将我国未来产业的方向对准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六大产业领域。

投入方面，目前对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依赖性过大，且在原始创新和前沿核心技术攻关等环节的投入力度明显不足；社会化、商业化资本的赋能力度还相当欠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表现强烈，由此导致未来产业投资风险的主体分配极不均衡。要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敢投、愿投、能投、会投，既要进一步发挥“国家队”资金的引导作用，也要建构起相应的风险发散与分担机制。

投入增长机制方面，制度设计的核心是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建设“全主体—全链条—全要素”的新生态。目前我国建立了中央财政全额出资1000亿元且存续期20年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打下了资金规模投入增长的基础，接下来有必要适时扩大基金容量，同时针对六大未来产业设立国家级专项子基金。同时，鼓励支持地方设立创投引导和专项子基金，系统搭建“财政主导型”基金矩阵。对于各个层级的政府基金来说，除了聚焦投早、投小和投硬科技外，更应侧重考虑对耐心资本的引导与聚集作用，包括引导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通过设立专项投资通道进入未来产业投资基金阵营，以及利用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试点通道吸引国际长期资本进入等。

作为助推未来产业的一支劲旅，大型企业尤其是央企与地方国企龙头，同样需要释放“链主”引领作用。一方面，要及时跟踪与紧密策应国家政策风向，通过风险投资、建立开放式创新平台等方式，投资孵化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既能帮助大企业把握技术前沿，也能为初创企业提供宝贵的应用场景和早期订单；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应在内部通过机制创新，鼓励内部团队裂变创业，投入未来产业的技术赛道。

风险分担机制方面，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前瞻性建立防险、控险、分险、化险的全程与闭环系统。

为此，首先应当建立和推广具有“全容忍度”的尽职免责机制，明确对于投向符合国家战略、程序合规、管理规范、未发现利益输送的投资项目，即使出现投资损失或未达预期，也应当适用尽职免责，不作为追责依据，由此破解国资背景投资机构“不敢投”的困境，为长期资本进入未来产业扫清制度障碍。

其次，要适时调整监管框架与运行机制，探索实施“沙盒监管”模式，在明确安全底线（如数据安全、伦理规范、生物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尚处探索期的项目试错空间，并建立与之匹配的投入绩效评价体系，从侧重短期财务指标转向综合考量技术成熟度、专利质量、行业生态贡献等多维度指标，为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的企业提供更科学的评价导向。

再次，建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既给投资早期项目失败的创投机构一定比例的损失补偿，又畅通风险投资退出渠道，并依托这种“安全垫”降低社会资本进入的心理门槛。此外，还要完善科技保险与“三首一新”政策，重点开发与完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软件首版次保险等产品，降低企业应用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风险，为企业创新产品导入市场提供健全与完备的风险保障。

必须强调的是，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与风险分担机制紧密关联。风险因投入而生，特别是未来产业与生俱来的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特征，必然导致风险积聚，调整、失败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对风险分担机制的需求更加迫切。反之亦然，缺乏风险分担机制，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缺乏支撑，“不敢投”“不愿投”的形势难以扭转。

正是如此，更需要协同推进投入增长与风险分担机制建设，加强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之间的相互支撑。一方面，要加强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的交集部分融通，例如未来产业趋势甄别、动态调整等基础协同；另一方面，加强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传导关系的融通，如创业企业科技攻关投入方式与风险分担机制协同等。

政策协同与全链条资源配置

以上机制的建立和协同运转，都需要相对充分的政策支持。而且因为实际过程中还涉及多部门综合施策，政策对未来产业的赋能还需发挥出组合效应与联动效应，以保证资源供给力的充沛与完整。

首先是财税政策支持。一方面，产业基金或专项基金释放出的资金供给，要从传统的直接补贴和拨款，转向“揭榜挂帅”“里程碑式资助”和“投补结合”。要避免采取简单的财政补贴导致企业产生路径依赖，相反要借助“赛马”机制，对企业先投入并显示出了里程碑成果的项目加大奖励或股权投资的强度。

另一方面，提升税收杠杆的撬动力度，将更多未来产业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对研发费用实施100%加计扣除，并允许采购设备一次性扣除，缓解现金流压力。为鼓励风险投资，个人合伙人和公司制基金也能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要支持未来产业集聚发展，还可以对产业集群通过财政奖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入驻未来产业园区的新兴企业给予租金减免或补贴，降低其创业成本。

其次是金融政策支持。在传统金融资源供给方面，要创新信贷模式，鼓励银行开发“认股权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产品，依据企业的技术价值而非固定资产来提供信贷支持，同时引导与支持保险机构推出研发责任险、概念验证保险等创新险种，为技术创新兜底。

在新型金融资源供给方面，一方面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利用科创板、创业板等注册制改革优势，为成熟度达到一定阶段的企业提供上市路径，让早期资本能顺利退出，实现“投入—退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未来产业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高收益债券。此外，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须通力协作，创造与放大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债券发行等多渠道集体联动效应，并让金融资源完整、全程覆盖未来产业的全生命周期。

再次是联合体创新与平台建设政策支持。一方面，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行业领军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相应地，避免“撒胡椒面”式资金投入，重点支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发展。另一方面，前瞻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技术服务平台，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共享实验室等，同时持续推进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确保数据安全前提下有序推动高质量基础语料库和公共数据向创新主体开放。

最后是人才引育政策导向支持。未来产业人才方阵是“顶尖科学家+跨界复合型人才”并重，为此在人才引育上，首先要改变人才培育模式，一方面要推行“超学科”融合教育，打破学科壁垒，鼓励高校设立“未来技术学院”，探索本硕博贯通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打破物理、生物、信息科学的界限，培养既懂AI又懂材料、既懂生物又懂工程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快产业研学结合力度，实施“双导师制”（高校教授+企业首席科学家），重点是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建实验室，将课堂设在研发一线，让学生在博士阶段就参与真实的前沿技术攻关。

其次，人才引进要从“给待遇”转向“给生态”，在梳理细分赛道的核心技术节点和找出掌握关键技术的全球顶尖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基础上，既飞地引才，即在创新人才集聚的全球城市设立“海外创新中心”或“离岸孵化器”，实现“就地引才、飞地用才”；也要以才引才，即充分发挥“科学家老板”效应，赋予领军人才组建团队的自主权，通过学术声誉吸引全球青年才俊。对于人才与成果的评价，建立明确的“揭榜挂帅”和审慎容错机制。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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